法国女性主义电影人阿涅斯·夏薇依的专访

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电影回顾展也许是这个季节上海比较好的电影展。细腻却随性，幽默而不轻薄，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下面就跟着品牌网小编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阿涅斯·夏薇依专访的内容吧!

B=记者 J=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

B ：你和巴克利先生共同编剧的时候，具体是如何合作的?

J ：我们从交谈开始，一开始是随便聊，主题、演员，什么都聊。我们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本子，记下各自印象深刻的聊天片段。这样反复多次以后，我们就会朝某一个主题慢慢靠拢，人物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这之后就一个场戏一场戏地写，场景写完之后，就要根据人物性格填充对话。一开始比较困难，但是性格建立之后，整个过程就变得比较舒服了。

B ：剧本会经常在中途偏离轨道吗?《他人的品味》比较初构想是侦探片，怎么变成了后来这样?

J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次。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原来的轨道来进行的。可能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我们并不熟悉，警察、毒贩都离我的生活很远，所以想在剧本中抓住他们很难，特别是前6 个月几乎没有头绪，后来写着写着就又回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人物上去了。

B ：《他人的品味》中的暴发户形象在法国也很常见吗?

J ：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俄罗斯放映时，很多人也这么问。他们都在讨论俄罗斯的暴发户。现在法国的暴发户也许没有俄罗斯或中国多，但是总有一些人是被封闭在自己的圈子中的。这部片子就是要探讨各种不同圈子里的人的品位差异。

B ：法国媒体对你和巴克利的评价，是给你们创造了一个词叫“夏薇依- 巴克利风格”，你自己是如何界定这种风格的?

J(：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幽默吧，幽默让我承受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的东西。

B ：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J ：我是女性主义者，旅行的时候更是(笑)。但我并不是我母亲那个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像她们那么暴力，那么激进。我也理解她们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也理解她们的选择。对男性来说，当他们平等对待女性的时候，他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必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在法国，也许比起其它国家大男子主义稍微少一点，但这是一种隐藏的大男子主义，尤其在政界会被重新唤起。比如2007 年社会党罗亚尔的选举，大家就会问：“她漂亮吗?”“谁来照顾她的孩子?”⋯⋯这些都不应该是这个年代的想法。我们难道会专门去问一个男性的政客有没有孩子吗?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些想法感到愤怒，我不想只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不想只做一个母亲或一个妻子。

B ：那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你是如何看待生殖这件事的?

J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欢乐、很幸福的事情。我曾经非常非常想要孩子。但是我觉得作为女性也并不一定必须要做母亲，也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完美母亲的神话已经太多了。没结婚的女性、没孩子的女性，并不比其她女性少一点价值。

B ：你在电影中经常拿女性的性和男性的性开玩笑，你怎么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差异?

J ：男性与女性的性是不同的，这样的观念我们被强加得太多。谈到男性的性时，好像他们的不忠贞或者乐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谈到女性在性方面的乐趣却是一件很新近的事情。女性当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男女之间的性区别看起来是男性会勃起，女性不会，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

B ：你说领养孩子是你碰到的比较大的冒险，那在这场冒险中你碰到的比较大困难是什么?

J ：尝试着想要孩子，持续了 8 年，其间有希望也有失望。但比较后就像奇迹降临一样，我找到了这两个孩子，而且他们已经很大了，一个 5 岁，一个 7 岁。而且在收养一开始，我就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他们简直是里约热内卢比较漂亮的孩子。他们让我不断地追问人生、爱与遗弃的命题，因为他们是被抛弃的两个孩子。整个过程都令人激动。

B：在《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中，那位导演挖掘了女性内心的很多阴暗面，比如虚荣、懦弱等等，你平时如何控制自己的阴暗面?

J ：我的生活其实更类似于手工艺工匠的生活方式，比较规律，不像阿兰·德龙那样。我也让自己保持倾听朋友，很多我成名之前的朋友现在依然保持着联系。虽然夸张了点，但我试着不让自己习惯于名声带来的优先权。

B ：你能说一下你日常生活一天的时间安排吗?

J ：有时候我会为了孩子早起，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很晚起床，我很喜欢睡觉。起床先做一下身体柔软操。然后再去找巴克利吃饭，我们并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两三点左右吃午饭，通常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然后开始一起工作、开玩笑、写作。晚上我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开始练习唱歌。

B ：法国对艺术电影的支持政策是怎样的?

J ：法国的艺术电影体系，事实上是由两个根本性的法律来支撑的。二战期间，美国电影是被禁止在法国上映的，但是二战后，美国电影卷土重来，1945 年就出台了一个法律，规定每放映一部美国电影，就会有一定比例的票房归入某个基金，这个基金由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 matographie，CNC)管理，青年导演可以带着自己的剧本来 CNC 申请基金。另一个法律是密特朗当政时期立下的，就是法国每个电视台都要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投入到电影的创作。除了法律，政府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支持电影。

B ：你曾和阿伦·雷乃有过多次合作，他是怎样一个人?

J ：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总是在不停地探索之中。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感觉他怎么比我还年轻。而且他人特别好，我认识很多很多大艺术家，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怪癖，或者脾气不好。但和雷乃在一起的时候却感觉很舒服，他的性格是和他的作品很贴近的。他的工作方法也很有意思，虽然他当时被称为富有文学性的“左岸派”，但是他拍电影的时候一行字也不写。他叫我们来给他写剧本的时候，就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每个星期我们就像交作业一样，把我们的思考用录音带录下来，交给他。他在黑暗中倾听我们的创作，然后想象画面，如果他想象不出来，他就会来找我们说：“这块有点问题，我看不到画面，你重新想一想吧。”他会和每个演员单独见面，很小的角色他也要单独见面，一起读剧本。他也很喜欢在开机之前反复排练，这是他让演员们相互熟悉的方式。他和演员的相处方式影响了我。

B ：你涉足表演、导演、编剧等多个领域，你自己是怎么看自己这种状态的?

J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我十岁的时候读了《安妮日记》，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做演员就很能满足我这种欲望。之后我就开始用其它方式来表达自己，包括编剧、导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想尝试。我也很想自己给电影做音乐，我平时自己就有两个乐队，经常演出。在电影界，但凡你拥有哪怕一点点的成功，你就会被封闭在一个奢华的环境里。做音乐会让我从零开始，我们到处巡演，让我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保持持续的接触。

B ：随着时间流逝，你的形象在电影中也渐渐老去，岁月对你有什么影响?

J ：我 15 岁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苍老了，因为苏菲·玛索 13 岁就出名了，我却还没出名(笑)。17 岁的时候我去音乐学院学习歌唱，这让我找到了自信。女演员也比男演员老得更快。时间在流逝，要去做随着时间可以变得更加丰富的事情，比如写作。也许有人会在意外貌，但是我更喜欢保持自己独有的风格。

B ：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是谁?

J ：我父亲。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看电影，看超现实主义画展。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过的一句话。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展览，我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能做。”我父亲就说：“那你就去做好了!”

B ：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J ：失落也许是我写作的动力。在低落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我的针灸师，这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还有画展、电影、朋友，都能帮我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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