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流水线上的青春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2010年5月25日，清晨6点半，19岁的湖南人李海，翻过华南培训中心五层走廊的栏杆，纵身一跃。

这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5月26日，郭台铭首次对公众表示道歉，也首次向大陆媒体开放了深圳园区采访。然而，就在当天晚上11点20分左右，又一名男性员工贺某选择跳楼。他加入富士康亦未满一年。

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生前高坠死亡”，是深圳富士康今年发生的第一起员工坠楼事件，但并未给企业和外界敲响警钟。随后的数月，类似的自杀如魔咒般继续笼罩着总共拥有42万员工的富士康深圳园区。

连续发生七起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按照故里风俗，请来三名五台山高僧，准备在公司布置法事，祈福求安。次日，即5月11日晚，又一名富士康女员工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身亡。七天后，21岁的一名男员工从工厂宿舍跳下身亡。

至5月27日上午再次发生的一起割脉自杀事件，今年共有13位年轻的打工者走上绝路。10死，3伤。

他们的离去，让家人伤心欲绝，更将富士康推向舆论风暴的顶端。

举国震惊。地方工会组织，警方、地方政府的各种调查组陆续介入。5月27日，中央部委的调查组亦紧急奔赴深圳。焦灼的氛围弥漫在园区内外。

高大的围墙和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打算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比较大代工厂的“围城”。

直到今天，代工制造企业仍是以深圳、东莞为龙头的珠三角的经济支柱，也是在此求职谋生的底层工人比较主要的去处。地处深圳宝安的富士康龙华、观澜园区，是富士康在大陆20余个生产基地中比较重要的一处，为它带来少有匹敌的质量管理、垂直整合及成本优势。

一位无线通讯业务部的一线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对本刊记者感叹，这里与外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然而，震撼人心的连续死亡事件，已经激荡了城内城外。变革势在必行。

新生代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与许多代工厂一样，富士康是许多打工者从不发达的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驿站。

每天凌晨，不过四五点钟，长长的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在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比较严重的时期，富士康招募人数比较多的一天仍可达8600多人。

普工招募处附近的湘菜馆老板说，有些生于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年轻人，隔夜就到这里排队，睡在地上，就怕第二天排不上号。

另一些同样年轻的身影，则不断地从园区走出，流向城市的另一处。按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的说法，企业基层工人的流失率每月高达5%。

在2010年2月28日出版的富士康内刊《鸿桥》中，一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章便提到，“新生代民工崛起改写劳资博弈局面”。文章说，这些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区别。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

“新生代民工要求有更多自由，虽然他们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有大型超市、网吧、KTV的企业更吸引他们。和前辈相比，更多新生代民工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比较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消费，而不是把寄回家。”

对于青春，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去公司的网吧上网，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名在职只有高中文凭的女工说，她比较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比较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