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
何多苓的个人巡回画展被命名为“‘士’者如斯”，2011年5月8日在上海美术馆揭幕，9月将移步北京中国美术馆，再往后，计划去往欧美的重要美术馆。
策展人欧阳江河认为,“士”,也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在何多苓身上有着不可多得的贴切体现。“中国文化的最高体现,很多人认为是绘画和书法。这里面隐秘和微妙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如果在当代艺术里还有残存,还作为精神密码传递到某些人的身上,有可能变成什么？我们可以从何多苓这里辨认。
风雨飘摇之时,我不应该叫孩子们出门
南方周末:你自己怎样形容这批新作？
何多苓:画法轻松多了,画得很流畅。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笔到意到,不是用很笨的办法把形体画出来让大家看。画本身就是内容。
中国文化里,笔墨和内容是完全一体的。这是中国绘画对世界绘画的贡献。1990年代我在美国看中国古画的时候,受到的震撼远远超过西画对我的震撼。西方绘画的表现主义没有泼墨画那么考究、敏感。
实际上我不画国画,我画的是油画。我的画还是很敏感的,刷子加上侧锋、笔尖的控制,加上各种各样的油,还有油画底子的粗细很不一样。在情绪上、画面控制上我往少里走。画到最后,画变成你的技法和思想。那是极限的追求。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画青色比较多,冷色调比较多。
何多苓:很多画家年龄越大,画的颜色越暖,在我正好相反。蓝紫色在性格上是比较犹豫和压抑的。我不喜欢极端的情绪。明显的清晰的倾向,我觉得都应该在里头慢慢体味,不能过于强烈。我在1980年代的作品,现在回头看就很强烈了,而且有激情在里面,有一些极端的表现。
南方周末:过去你的画文学性特别强。
何多苓:我现在又回到文学性的时代了,但跟1980年代的文学性也有区别。那时候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意象,有很悲壮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非常平和。
比如《睡美人》,我觉得画一个人躺着没意思,就画了盖着被子睡觉的美人鱼,用安徒生的典故,背景上是海棠树,类似中国花鸟的符号,有点传统花鸟的用笔。海棠和床结合在一起有种荒诞性,而且把空间切断了。传说中美人鱼会浮到海面上,很漂亮,但我限制了背景,美人鱼只是躺在床上睡觉,和水没有任何关系,尾巴也不起作用,而是成了累赘。
《兔子的诞生》,原型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把维纳斯左右两边的人全部去掉,水是被污染的水。我用我在798买的一个盘子代替原作中的贝壳。《维纳斯的诞生》是古典人体美的典范,身体呈“S”形,表情也非常美。但我把她改造成了很惊恐的表情,身体蜷曲,而且我把关键部位全部遮起来,让她面对一种压力,或者被迫害的可能性,把古典美消解掉。但仍然有她自身的美。
南方周末:你的地震系列文学性更强。
何多苓:地震时我去了灾区,我印象最深的是儿童的死亡,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北川中学正在往外挖尸体,废墟里埋了几百个学生,那种感觉特别强烈。两个月后我画了一系列这样的画。孩子的身体都是显得若有若无,中间完全断开,像被雾遮住了的幽灵。我在画的下方题了字,马勒的《儿童死亡之歌》有一首标题叫“当风雨飘摇之时,我不应该叫孩子们出门”。我写的是英文,并不指望谁都看懂它。作为画的标题太长了,就改成了“出门未归的儿童”。你会感觉到孩子们的灵魂正在回来,正在寻找一些东西。
南方周末:《母亲》这幅画很多人喜欢,看了很感动,你觉得打动他们的是什么？
何多苓:这幅照片是我在母亲去世以前两个月拍的,当时她一直住在医院,坐在轮椅上。母亲是严重缺钙,行动不便,最后全身衰竭,她活了86岁。母亲这张脸我画了很长时间,很不容易画,因为老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已经是一副躯壳了。但是你要画出很复杂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语言,但你必须说出一切。
父母去世以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跟他们交流不够。在他们的晚年我挺忙的,也去得不多,有时候去了,也觉得跟老年人没有什么可交流。我画画的时候,感觉到有种交流。我母亲最喜欢桃花,每年坐轮椅都带着她去看桃花,所以我画了桃花。
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
南方周末:很多评论认为你的审美追求与你的孤独状态有关。
何多苓:我本质上还是习惯孤独。
画面上体现的东西是我最渴望表达的,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跟生活本身的距离接近一点,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强烈的情绪表达。现在(画面)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生活中经常是一个人待着,时不时还想热闹一下。这种(孤独)状态仅仅在画面上存在,就是潜意识的综合体,我希望这种表现越丰富越复杂越晦涩越好。画面传达出的东西,是你用语言完全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觉得语言终止的地方需要去绘画,真需要用文字的时候不值得去画。
南方周末:但绘画语言也有自己的局限？
何多苓:任何语言,它独有的表现方式就是它的局限,绘画也是这样。所有我要表达的东西都是用笔触、色彩来表现,甚至标题与画面都是若即若离。画家不会在作品旁边配乐,或者站在你旁边解说。绘画的局限性在于它是静止的,是一个瞬间,不像影像、文字是流动的。但是绘画的主观性更强,对我来说,这个语言远远没有穷尽。
绘画语言的沉默就是我追求的,所以它的局限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反而带来一种自由。我要充分使用它,我不想让我的画成为演出形式,比如唱歌、演戏、电影。
南方周末:很多年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习惯了。我是听到我可以不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会特别高兴的人。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乐意当一个旁观者。
我愿意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观察和认识,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这样存在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是若即若离,但是没有从中国美术界消失。他们问我,对你的学生灌输这套吗？我说我从来不灌输,因为他们年轻,更积极一点。像我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的。在节奏这么快的当代社会,你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南方周末:我们可以说损失,也可以说放弃。
何多苓:我们单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我说除非是让我选择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结果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进入官场,我的画立马要翻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放弃了,因为那样太难受了。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有人的画价本来落得很低了,当了院长以后一下子就狂涨。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因为确实也有利益在里面。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是绝对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种状态,我的画也不一样——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对我来说消极不是贬义词,是我追求的一个状态,我很积极地当一个边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