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艺术
9月中旬，纽约佳士得和苏富比的销售总额是7300万美金，三周后，这个数字很快被10月5日至8日的香港苏富比的六个中国艺术品拍场拍出的总价2.09亿美金所取代。
过去20年里，那些绝不可能拍出10万美金以上的拍品，现在都拍出了不可思议的价格，其最高峰就是中国出价者纷纷觊觎的“清乾隆御宝‘信天主人’交龙钮白玉玺”，最终拍出了1560万美金的天价。从艺术品的角度说，这个玉玺没有太多可书之处。玉玺前端的两条龙雕刻粗糙，与乾隆时期上好的玉器相比不值一提。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件拍品在伦敦1997年12月2日露面的时候，仅拍出了4.2万美元。
当然，在那个时候，苏富比没有想到过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郭福祥撰写关于这个玉玺的长篇大论，更不会想到在图录中将其用中英文打印出来。在这篇2000字的文稿中，郭福祥指出：“在乾隆宝薮中对这个玉玺有过详细的记录。”而事实上，关于这个玉玺的年代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从它的粗糙程度来看，是不太像乾隆时期的皇家玉器的。但这些想法从未在这些出价者头脑中出现过。他们似乎对关于“1759年农历9月杀了回民叛乱首领布翰阿尔丁和科加吉翰” 的纪录更感兴趣，其中大量地引用了乾隆皇帝庆贺他的征服之役的段落。
在这里艺术价值显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件拍品曾经被帝王拥有，并且是赞颂皇帝的军队占领了土地的宝物。
从整个香港拍卖会上看，中国竞价者不过是对皇家器物充满了狂热的期待。在10月7日同场拍卖中价格紧随玉玺之后的，是张昭1745年写的超过4 英尺长的书法卷轴《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张昭主要生活在乾隆时期，1790年，乾隆帝在此转轴扉页上，提以“瑰辞神笔”四个字，以表对张昭书法的喜爱，33种不同的印章也为这个卷轴增色不少。
对于这个卷轴，苏富比还是觉得有必要准备一个长长的撰文，这次是苏富比书画部的Iris Miao所作的撰文，文中提到：此卷轴被两本出版物称为“从紫禁城中走失的宝物”。这样的文字在1985年12月5日的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是不会打动出价者的，但在2010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这些词语提示了这个卷轴曾经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走。尽管1985年这件卷轴在纽约仅拍出了1.1 万美元，这次它好似一件皇家战利品一样，在香港拍出了700万美金。
纵观苏富比拍卖会，所有皇家御用品和曾经流失他国的艺术品对竞价者的刺激都是最强烈的。虽说对中国藏家来说，多年来这一直是他们收藏的兴趣所在，但由此所抬升的天价却是今年独有的，参加竞价的人数也是近年来最多的。于是这些高价拍品往往与其艺术价值是不相符的。
按照新兴的中国买家的理解，在希望获得的艺术品的品质等级中，和皇室沾边之后的第二个最具魅力之处就是创作者/制造者的落款。如果一个款识落在了为士大夫的书斋所制的器物上，那这个落款便具有了双倍的吸引力，它表明，当这个买家也属于那个清代士大夫的世界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喜爱他们的物件儿。
十年前，一件上面有浅刻的山水的长方形竹制笔筒可能不会激发起像今年10月8号那样的狂热激情。其中一个山水画面上的题诗以两款方形章收尾，而这是模仿名家张熙璜手卷上的名章。2000年10月30号，中国大陆心里痒痒地想为艺术品投钱的那些新兴的百万富翁还只是极少数，这个笔筒卖了4.8万美元，而今年它的价格飙升到了46.3万美元。
这种对宫廷趣味或制作者/创造者姓名热衷而产生的价格冲击波波及了各种媒材，甚至包括中国人17世纪末从欧洲学来的镶金工艺技术制作的产品。 10月7号的拍卖会上，一个有雍正(1723-1735)年号的出自于宫廷作坊的镶金茶壶卖了530万美元。茶壶两边镶嵌的神话里的凤凰是庸俗趣味的体现，但是它也是宫廷的符号，因此对现在那些热衷宫廷艺术的新竞标者也是一种竞标的刺激。
中国新富们加速进入拍卖场竞投的结果才刚刚显山露水，最直接的效应便是19和20世纪为西方和日本所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的大规模易手。这还不只涉及那些最高端的宫廷艺术品，在十月的拍卖会上，人们可以从最高估价到最低估价的作品中看到这个趋势，只要是那些先前对中国不友善的国家的收藏者拥有的与中国宫廷趣味相关的拍品，最终都会易主。
证据是一个模仿了宋代钧窑色彩模式的紫红和蓝白釉瓷碗，因底部有乾隆之印而陡增典雅。拍品来自日本，而日本陶器制作者曾经模仿过12世纪的中国钧窑釉色技术。这个碗后来卖了26万美元，三倍于估价。
那些可以解读出今天的政治意涵的艺术品，例如可以唤起中国统治西藏的回忆的作品，尤其受到疯狂的追捧。一个镶有绿宝石和天青石的金香炉以双倍于估价的177万美元卖出。设计得像一个带盖的透雕碗的这个香炉上还保存有以藏文、满文和汉文印制的标签，它提醒人们，说满语的清朝皇帝像他们的明朝先人一样热衷于藏传佛教，并积极推崇汉文化。是不是成功标得这些拍品就可以证明你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捍卫西藏文化的西方人虽不可知，但是它是运用自己的标准的中国竞投者出场的标志，这种标准可以解释这类拍品何以产生令人目眩的价格的原因。
中国人的“抢购”对于做晚明和清朝艺术品生意的西方艺术商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宫廷战利品的猎手无一例外地在拍卖会上出手，当披着中国文化拯救者的战袍出现时，他们希望获得注意；而媒体集中报道作为新闻事件的拍卖而不是艺术商的作为。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西方人做中国艺术生意的衰落。当意识到在拍卖会上的竞争可能产生他们从不敢向艺术商人提出的价格时，拥有中国艺术品尤其是晚明和清朝的瓷器和玉器的西方藏家们往往把他们的宝贝送去香港而不是提供给伦敦或纽约的艺术商。结果是，最好的艺术商们都发现很难忽悠那些手头拥有为中国宫廷所制的瓷器和铜器的私人藏家们出让他们的宝贝。
艺术商们自己偶尔也会玩些这种拍卖的游戏。两年前，伦敦艺术商朱利斯·斯皮尔曼就把一组14件明朝铜器委托给香港苏富比拍卖而大赚了一笔，卖了惊人的4180万美元，其中一件有永乐年宫廷标记的释迦牟尼像就拍了1500万美元。这些在一个小时内做成的交易如果分开来卖，需要最优秀的专业人士至少十年才能以此价钱卖出去。
但是，专做中国艺术品生意的艺术商们并非机会全失，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艺术买家的数量只占13亿人口的很小的比例，接下来的这几年，这个数字还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在高端、中段和低端市场皆是如此。中国艺术品供应源的滔滔江水将减为通过拍卖渠道流淌的涓涓细流，所以中国买家到时候也得到处寻找可以得到的艺术品，这就将给西欧和日本的艺术商带来机会。美国艺术商们很少参与，参与者也很少能在这个无情的拍卖竞争中生存下来。
对那些世界顶级的仍在这个圈儿里混的艺术商们来说，只要他们能够找到所需的艺术品，下个十年的超级繁荣景象就会随时向他们敞开着大门。
